丽儿j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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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个老同事，原来在省厅当处长。因与省厅一把手关系处得不好，被调到果洛州某局当局长。消息传到单位时，办公室里的打印机仿佛都顿了半拍，几个老同事凑在茶水间叹气，说他这是被“发配”了——果洛州海拔四千多米，冬天能到零下三十度，比起省城的窗明几净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
老同事姓周，我们都叫他周处。他这人有点“轴”，开会时总敢跟领导拍桌子，说报表里的数字得“沾着泥土气”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编。有次下乡核查扶贫资金，他带着我们在山里转了七天，脚上的登山靴磨出了洞，回来就写了份报告，直戳某些项目“重报表轻实效”的问题，据说当时就把一把手得罪了。
我最后见他是在他收拾办公室那天。铁皮柜里的文件码得整整齐齐，最下层放着个褪色的帆布包，里面是他跑遍全省记下的民情笔记。“小郑，这个你拿着。”他递过来本厚厚的台账，里面夹着各地的特产分布图，“果洛州那边牦牛多，说不定能搞个深加工合作社，你以前学过市场营销，回头帮我看看可行性。”我接过本子，指尖触到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，突然说不出话来。
他走那天没让任何人送。后来听司机师傅说，周处的车出了省城，就把西装外套脱了，换了件旧夹克，还让绕路去农资市场买了袋青稞种子。“说那边土壤好，想试试能不能种出高产的。”师傅叹了口气，“哪像去赴任，倒像是去扎根的。”
半年后，我去果洛州出差，特意绕去他的局里。办公楼是栋旧楼，墙皮有些剥落，但门口的公示栏擦得锃亮，贴着他亲手写的办事流程，每个步骤旁都画了小图标，怕牧民看不懂汉字。他办公室的门敞着，里面飘出酥油茶的香味，几个戴藏帽的老乡正围着他说话，手里的账本摊在桌上，他用红笔圈着数字，时不时用生硬的藏语解释两句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看见我，眼睛亮了亮，起身时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儿。我这才发现他黑了瘦了，颧骨上晒出两坨高原红，但精神头比在省厅时好多了。“刚跟老乡算完合作社的分红，”他指着桌上的报表，语气里带着得意，“咱们搞的牦牛肉酱，上个月在西宁的展销会卖断货了。”
中午他带我去食堂吃饭，主食是青稞饼，菜是炒牦牛肉。他说刚来的时候睡不着觉，海拔高得头疼，就半夜起来翻资料，发现当地的野生黄蘑菇品质极好，就是运不出去。“后来找省农科院的老伙计帮忙，搞了真空包装技术，现在网上都能下单了。”他扒着饭，突然笑了，“以前在省厅总觉得自己能耐大，来了才知道，能让老乡多挣几百块，比签多少份文件都实在。”
临走时，他送我到楼下，指着远处的雪山说：“你看那雪线，每年都在退，咱们正在搞生态管护队，牧民当上护林员，既能挣钱又能护着林子，一举两得。”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，他却毫不在意，“对了，上次让你看的合作社方案，有新想法没？”
回程的路上，我翻着他那本民情笔记，最后一页是他去果洛州后写的：“位置高了，离天近了，心也就踏实了。”突然想起在省厅时，他总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父辈种了一辈子地，知道“扎根”两个字的分量。那时我们不懂，觉得他太较真，如今才明白，他哪里是被“发配”，分明是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土壤。
去年冬天，单位组织学习先进事迹，视频里的周处正在给牧民培训电商直播，手里举着袋黄蘑菇，对着镜头说：“家人们看过来，这是咱们海拔四千米的宝贝……”他的藏语说得流利了不少，脸上的高原红更明显了，身后的背景是白茫茫的草原，远处的牦牛像黑珍珠撒在雪地上。
同事们看着视频，没人再提“发配”的事。有人说，周处申报的“高原特色产业项目”拿了全省一等奖；有人说，他把省厅的专项拨款全投进了牧民技能培训学校；还有人翻出他以前在省厅写的报告，说字里行间全是现在的影子——原来他从来没变过，只是换了个地方，把“为民办事”这四个字，种得更深了。
前阵子收到他寄来的包裹，是两罐牦牛肉酱，附了张纸条：“合作社的老乡说，谢谢省城的朋友帮着出主意。对了，我在这边入了党小组，过阵子要去玉树交流经验，你要是有空，过来看看？”字迹还是那么有力，透过纸页，我仿佛能看见他站在雪山下，迎着风笑的样子。
其实这世上哪有什么“发配”，只有把日子过成什么样的选择。有人把位置当舞台，只想着往上走；有人把脚下当土地，埋头把根扎深。就像周处，他或许失去了省厅的舒适，但在那片高原上，他让更多人的日子有了奔头。而那些真正踏实做事的人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总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——因为他们心里装着的，从来不是自己的位置，而是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