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华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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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个老同事，原来在省厅当处长。因与省厅一把手关系处得不好，被调到果洛州某局当局长。消息传到单位时，大家都替他惋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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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正是干事业的年纪，从繁华省城到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牧区，明眼人都知道这是
“贬谪”。送他走那天，老郑红着眼圈说：“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，不行就早点申请回来。”
他却笑着摆摆手：“在哪不是干工作，就当去体验生活了。”
他走后那半个月，咱单位茶水间都快成“李建国研讨会”了。张姐边涮杯子边叹气：“多好的苗子，就因为会上跟王厅拍了桌子，说扶贫款不能光填报表，得盯着发到牧民手里，这下好了，直接发配到天边儿去。”老刘叼着烟接话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官场嘛，有时候‘懂事’比‘干事’重要，王厅要的是‘高度’，他非要谈‘细节’，不怼他怼谁？”说得跟真懂似的，其实大伙儿心里都门儿清，说白了就是人家一把手觉得这下属“不听话”，碍眼了。
本来以为这事儿也就这样了，过阵子谁还记着一个被贬走的处长。没想到半年后，老郑去果洛出差，回来跟咱讲了一嘴，听得大伙儿都愣了。他说在州局办公楼门口瞅见个熟悉身影，穿着件旧冲锋衣，裤脚沾着泥，正跟几个牧民模样的人比划着说啥，走近了才认出是李建国。“黑了，瘦了，俩颧骨红扑扑的，跟高原反应没退似的，”老郑拍着大腿，“我问他咋样，他拽我进办公室，嚯，那屋里比省厅还乱！桌上堆着牧民报的草场纠纷材料，墙上钉着张手绘的地图，红笔圈了好几个圈，写着‘牛羊饮水点’‘冬季转场路线’。最逗的是窗台上，摆着个搪瓷缸子，里面泡着几根干草似的东西，他说那是当地的野枸杞，比省城的咖啡提神。”
老郑说，晚上他住招待所，十点多往州局那边瞅，李建国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窗户上人影晃悠，跟在省厅那会儿一个样。第二天一早去送他，看见李建国蹲在办公楼门口，正跟个藏族大爷学藏语，手里小本子记着“牦牛”“草场”“合作社”，发音蹩脚得把大爷逗得直乐。“他说刚去那会儿开会，牧民说藏语他听不懂，翻译又转述不全，急得半夜睡不着，干脆拜了个牧民当老师，现在日常沟通没问题了。”老郑叹口气，“你说这叫啥事儿？在省厅他看材料能看出数据猫腻，到了这儿还得现学藏语，就为了搞明白牧民到底缺啥。”
后来又过了一年多，听说果洛那边出了新闻，说州局帮牧民搞了个牦牛养殖合作社，年底分红，牧民人均多挣了两千多。省台去采访，镜头里李建国站在雪地里，裹着件军大衣，脸冻得通红，正给牧民算账，旁边一个老大娘举着锦旗，上面写着“党的好干部，牧民的贴心人”，字歪歪扭扭的，看着倒比省厅那些烫金奖牌实在。
这事儿传到单位，大伙儿都不咋说话了。尤其是原来王厅那办公室，后来换了新厅长，听说王厅因为之前扶贫款的事儿被查了，具体咋回事没人细说，但大伙儿心里都有杆秤。有回老郑跟李建国打电话，问他想不想回来，电话那头背景音挺吵，好像有牛羊叫，李建国扯着嗓子喊：“回啥？这儿牧民送的酸奶比省城的茅台香！再说了，在这儿干实事，晚上睡得踏实，不像在省厅，天天琢磨哪个词儿说得不对得罪人。”
挂了电话老郑跟咱说：“你说这人，四十好几的人了，跟被流放似的扔那么老远，还乐呵呵的。”语气里有无奈，也有佩服。其实咱都明白，李建国不是傻，他就是认一个理儿：在哪儿干活不是干？非得挤在省城那格子间里，天天跟领导猜心思，才算有出息？
前阵子收拾旧文件，翻到当年李建国在省厅写的调研报告，最后一页有行铅笔字，估计是随手写的：“政策是好经，别让念歪了。”
现在想想，他去果洛，说不定不是被贬，是找着个能好好“念经”的地方。你说这叫讽刺不？一个实干的人，得跑到四千多米的高原，才能安安心心干实事。不过也好，至少牧民记得他，不像有些在省厅待了一辈子的，退休了除了会开会，啥实在事儿没留下。说到底，人这辈子，值不值，还得看干了啥，不是坐了啥位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