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地杯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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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个老同事，原来在省厅当处长。因与省厅一把手关系处得不好，被调到果洛州某局当局长。消息传到单位时，大家都替他惋惜——45岁正是干事业的年纪，从繁华省城到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牧区，明眼人都知道这是“贬谪”。送他走那天，老郑红着眼圈说：“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，不行就早点申请回来。”他却笑着摆摆手：“在哪不是干工作，就当去体验生活了。”
我们都以为他会熬不过果洛的冬天——那里的风裹着雪粒子，能把脸刮出一道道红印，办公室的铁炉子要烧三个小时才会热，连钢笔尖都冻得写不出字。可他去了没一个月，就发了条朋友圈：窗台上摆着盆格桑花，花瓣上沾着薄雪，配文是“比省城的月季懂怎么扛冻”。
半年后单位组织慰问，我见到他时，他正蹲在牧民家的羊圈边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藏装，手里攥着块青稞饼，帮着算今年的牲畜保险账。牧民大叔把热乎的酥油茶递给他，他接过来就喝，嘴角沾着奶渍，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都是晒出来的斑：“这账得算细点，不然牧民的损失补不回来。”
那天下午他带我们去看新盖的教室，几十个孩子坐在教室里，黑板上写着“欢迎周叔叔”。最前面的小女孩举着幅画，画里是他穿着藏装，旁边跟着一群羊。他蹲下来摸了摸小女孩的头，说：“这孩子的学费是我联系的爱心人士资助的，以前她得走十里地去乡上上学，现在再也不用起那么早了。”
回来的车上我忍不住问他：“你真的不想回省城？”他盯着窗外的草原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“第一次去桑吉家，老大娘把藏在怀里的热糍粑塞给我，说‘我们盼着有文化的人来’。那糍粑烫得我手心发疼，也烫醒了我以前在省厅里的‘官架子’——我以前写的报告里全是‘宏观部署’，可到了这儿才明白，干工作不是写排比句，是帮牧民把羊赶到合作社，是把孩子的学费打进银行卡，是看见他们笑的时候，自己心里的踏实比升处长还满。”
去年他回来开会，黑了瘦了，却掏出一沓照片——是牧民家的新房，是合作社的羊圈，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跑的样子。他翻到一张照片，是送他走那天的合影，他穿着西装，笑得有点勉强：“那时候我还装着无所谓，其实心里也慌，可现在再看这张照片，只觉得以前的自己才是‘没活明白’。”
今年春天我去果洛出差，路过他的办公室。窗台上的格桑花还开着，比去年更艳。他不在，桌上留着张便签：“去帮才让家修太阳能，下午回来。”风从窗户里吹进来，便签纸翻了个身，背面是他写的字：“以前觉得‘干事业’是往上走，现在才懂，往下沉才能摸到根。”
楼下传来牧民的笑声，我往下看，看见他扛着工具走过来，身后跟着几个孩子。阳光照在他的背上，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棵扎在草原上的沙棘——不高大，却耐冻，根扎得深，叶子长得茂。
我忽然想起送他走那天他的笑容，原来不是装的，是他早就懂了——所谓“事业”，从来不是位置的高低，是你摸过多少温热的手，办过多少实在的事，是你离开的时候，有人会站在路口送你，有人会把热乎的茶塞到你手里，有人会记着你的好。
风又吹过来，格桑花摇了摇，落下一片花瓣。我捡起花瓣夹进笔记本，笔记本的第一页，是他去年写的话：“在哪干不是干？干到人心坎里，才算没白活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