鄧春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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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个老同事，原来在省厅当处长。因与省厅一把手关系处得不好，被调到果洛州某局当局长。消息传到单位时，大家都替他惋惜——45岁正是干事业的年纪，从繁华省城到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，不仅环境艰苦，手里的资源也差了一大截，不少人私下议论“这一调，怕是再难有出头之日了”。老同事姓赵，我们都喊他老赵，在省厅时分管项目审批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又肯为基层着想，之前有个县的扶贫项目卡在审批环节，他亲自跑了三趟当地，摸清情况后简化流程，帮县里提前三个月拿到了资金，基层同志提起他都竖大拇指。得知他要调走，我特意请他吃了顿饭，席间他没半句抱怨，只是倒了杯茶说“在哪儿都是干活，果洛那边条件是苦点，但也需要有人做事”，话里透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
说真的，我从饭馆出来一路走一路琢磨他那句话，心里又敬又不踏实。第二天他就上路了，微信只来了一条“到了”的消息，短得跟高原空气一样稀薄。我没敢多问，怕打扰他，默默把他的手机号在通讯录标注成“果洛”。过了两周，有去那边办事的同事回来，说老赵第一件事不是给自己安排办公室，而是盯上了县里的卫生院。那地方缺氧气设备，孕妇和高原反应重症都挤在一间小屋里等救治，他看了一眼就把事接住了。
他先把闲置的旧设备问清来历，找了维修师傅在院子里当场拆机，冷风呼呼地吹，他戴着手套拎工具，袖口全是灰。晚上他把一份清单发给我，让我帮忙对接省城医院的物资库，顺带说要搞个远程会诊，别让人再折腾来回跑。我那会儿还犯嘀咕，网络在那儿能稳定吗，他回了一句“先把太阳能板铺好，再说信号”。后来真的铺起来了，屋顶上亮起一排蓝板，卫生院的医生在屏幕前和省城专家对着病历画圈，乡亲们蹲在窗边盯着，谁都没多说话，脸上却松了一点。
再往后，他开始盯学校。孩子们走三四十里路去镇上上课，风雪天就干脆不去了，老师也扛不住。他拽着几个年轻干部跑去乡里，把旧教室的屋顶补了，又搭了一个简易机房，放了几台二手电脑，墙上写着藏汉双语的标识。我收到他发来的一张照片，孩子们围着屏幕学画画，桌上摆着酥油茶和干馍，角落里取暖炉呼呼作响。他说不做啥大动静，先把能用的用起来，慢慢把老师带出来，一周两次夜校，教备课、教做课件，累了就喝口热茶。
到这一步，他才动了局里的制度。账目里躺着一笔一年没动的资金，谁都说怕出错，他就把流程重新画了一遍，贴在走廊里让大家对着看。有承包商来打招呼想走捷径，他连手机都没抬，说按公开标准来，谁合规谁上，省得以后扯皮。局里年轻人先是嘀咕“不会吧，这么硬”，结果两周后看见公示、看见牧民代表坐在旁听席上，传言慢慢就消了。他还设了个小黑板，每周把办成的事写上去，谁做的就署名，粗糙却管用。
冬天一场大雪，路断了，羊群困在半山腰，学校也停了。他带人去清路，手套结了冰，铲子磕在石头上直响，车灯在雪里一晃一晃。他让镇上食堂熬粥，抬到路口给冻得发抖的孩子喝，又把教室的桌子搬到村委会，临时上课。我在单位看着他发来的短视频，白茫茫一片，人影忙得像小点，可谁都没抱怨，反倒有人笑着挥手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他在那儿不是硬撑，是把日子一点点往前拨。
春天再回暖，他又盯上家家户户的炉子和垃圾。请了两个技术员，把几户试点的炉子换成更干净的，烟不往屋里倒，老太太坐在炕上直夸。垃圾分类就更难，他不喊口号，把妇女们组织起来做羊毛毡手工，编上颜色好看的图案，送到省城的小店寄卖，每周公示收入。晚上他在院子里练习几句藏语的问候，发音磕巴，却比我们任何人都认真。
我这边呢，一开始还想着劝他回省城，后来干脆改成每月给他寄点书和保暖袜。我们偶尔通个电话，他说“再忙两个月，把净水管线收尾，把夜校的第二期撑起来”。我不再问未来，就问今天做了啥，他说修了一只坏水龙头，顺手教了新人拍照片存档。他那张脸在视频里瘦了些，眼睛反倒更亮，像他写在照片背面那句一样明净。我心里踏实了一些，也隐隐有点不服输的劲头。
最近又听见风声，说有人嫌他太较真，给他安排了个“好看的调动”，他像没听见，照旧把小黑板写满。我去看那张黑板，最下面写着“本周完成：远程会诊五例、炉子改造十户、合作社订单二十件”，前面都是名字，我在里头看见几个新孩子。他做事还是那个路子，先让人过上能看得见的好，再谈下一步。我心里打了个结，掂量半天，也就问自己一句：若换成你我，真能一直不松劲吗？
